2020-06-12 17:48:42 來源：北晚新視覺
今年“兩會”爆出好消息，經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一部象征人民權力的《民法典》呼之欲出，這標志著我國法治建設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水平。新的《民法典》是一部人民的法典，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精神和時代特征的立法表達。《民法典》強調民事權力和義務的一致性，將民事主體的活動納入統(tǒng)一的民法規(guī)范之中，已成為我們民事權力的“寶典”。
有了這部“寶典”，法官判案有了更規(guī)范的法理基礎;民事主體權力的張揚和義務也更加明確?！睹穹ǖ洹妨⒎▽嶓w理論的確立，展現了我國當代法治建設的智慧，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好的“法典”，也需要有相適應的程序法來踐行，更需要執(zhí)法者恪守嚴格的法定程序。
民事訴訟管轄權的利與弊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自1982年3月8日頒布以來，歷經了多次修改已日臻完善，在國家法治建設和民事訴訟審判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制度和理論體系，在司法實踐中還需不斷改革和創(chuàng)新。特別是《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程序管轄條款的利與弊，多年來在法學界頗有爭議。
2011年6月，山東某市一個有著28萬平方米的民生住宅在建項目，引發(fā)了百余起歷經八年、至今未決的刑、民交叉案例。該項目被涉嫌犯罪的當事人，通過當地法院民事虛假訴訟審判程序非法侵占，導致600余戶購房群眾十年無家可歸。目前，此案已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真實的案例一再說明：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案件的“屬地管轄限制”條款在民事司法審判活動中，受到了來自地方“地域性”、法院內部“系統(tǒng)性”、當地政府“行政性”的人為“設計”和干擾。以至于讓受害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無法跳出“三性”司法保護的“壁壘”。
下面我們從百余起案例中，列舉出兩則供讀者思考……
案例輿情之一：
2014年3月，上述公司的股權和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表人資格、職務等被依法變更后，仍然非法控制著該項目公司。犯罪嫌疑人與債權人惡意串通，假造了一張1390余萬元的“借據”和一份沒有標的額的投資合作“協(xié)議書”，同時加蓋了被非法控制的項目公司公章，并為其設定了“投資”擔保。
然后，債權人到自己戶籍所在地法院進行了民事訴訟。庭審法官對受害人拿出原告沒有借貸往來的證據，且說明假造的投資“協(xié)議書”沒有標的額，該合同應為無效、“擔保”亦無效的辯稱理由不予理睬。最后以受害人有善意“讓予”的法律因由，判定借款擔保事實成立，最后該法院執(zhí)行查封了該項目千萬余元的房產。
受害人按法定程序二審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照一審判決書抄了一遍，繼續(xù)維持原判;于是，受害人按法定程序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再審法院在程序內下了一份裁定書，以“該案不具備再審條件”為由，直接將“問題”嚴重的民事再審案件踢出了法院的訴訟程序。
這種明顯的虛假訴訟案存在著法院系統(tǒng)內的“潛規(guī)則”。法院系統(tǒng)從一審、二審到再審，大多不會逐級給下級法院和法官“找麻煩”。終究，法院要顧及社會影響，導致民事訴訟案中的虛假訴訟屢禁不止。
案例輿情之二：
2014年7月，該項目非法控制人，為了償還高利貸，將此項目非法轉讓給一家有著國企背景的公司管理經營。該公司接手后，先以投資為名，簽訂了虛假投資“合作協(xié)議”;20余天后，又將“投資協(xié)議”變成了“借款協(xié)議”。
隨后，該當事人在當地銀行另立賬戶自己控制，并通過“投資”項目，與第三方施工單位、材料供應商等簽訂了數十份虛假“協(xié)議”，并將施工款、材料購貨款通過自己控制的銀行賬戶，轉入被非法控制的項目公司賬戶內“過賬”，再轉給付款的施工單位和材料供應商。
后經審計證實，這家所謂的投資人，通過簽訂虛高出市場幾倍價格的材料供貨“合同”和虛假的施工造價“合同”等，將2000余萬元的實際項目投資，假造為5050萬元的投資。最后通過約定“管轄”的法院，提起了借款5050萬元標的額民事訴訟，得到了當地法院法官一審判決的支持;二審維持判決。最終讓受害人償還不存在的“借款”本金加利息高達9000余萬元。并將項目價值3億余元的房產拍賣，后又輪后“超限”查封了40套再建房產，價值達3000余萬元。
此案中，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利用當地法院的“地域性”關系，通過法官違法辦案，達到侵占受害人合法財產的目的。而現行法律規(guī)定，虛假訴訟刑事案的管轄權，應由審理法院來確定。如果法官違法辦案，受害人就會訴訟無門。
此案中，受害人如果可以通過有“選擇權”的訴訟程序選擇二審法院，就可以從訴訟程序上，躲避開該法院法官的“地域性”枉法裁判辦案，其合法權益就會得到有效保障。
程序法要適應實體法的改革
司法的公平正義，首先是程序的正義。
由于《民法典》實施可期，讓國內法學界、廣大群眾，對現行民事訴訟程序中涉及的民事訴訟權力，從民法理論上也提出了諸多期待。有法學界專家指出：從民法理論上講，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申訴，法院按國家制定的收費標準，核定民事訴求的標的額已收取了費用，這應該算是完成了民事意義上的要約構件。對此，訴訟當事人的“權力”，也應該得到法律的尊重和包容性釋放。
我們認為，應按照民法理論上主體地位和權力，修改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有關民事上訴、申訴案件的屬地管轄條款。不要從程序法上，將民事案件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力限制了。這種“屬地管轄原則”，經長期的司法實踐證明弊大于利。在民事審判活動中，滋長了地域性、系統(tǒng)性、行政性的司法腐敗保護土壤，放縱了法官公法私用、徇私枉法等司法腐敗現象。我國的民事程序立法和司法改革，應該盡快突破這一民事訴訟程序管轄權的“瓶頸”。
建議在《民法典》實施過程中，也應對《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管轄權提出及時修改：保留一審民事案件現有的屬地管轄條款;修改民事二審和再審程序內容中的地域性管轄條款?？上刃袕哪骋粋€地區(qū)做試點，民事案件的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的，可申請法院通過全國或區(qū)域性中級法院“搖號”產生二審上訴審理法院;民事案件的再審程序也亦通過這樣的“搖號”程序產生。當然，案件當事人也可以不申請通過這樣的“搖號”程序，選擇二審或再審法院。
這樣的民事程序立法修改，就會促使法官更加審慎依法辦案;限制了一審法官在行使“自由裁定權”時的“濫判”行為，從根源上杜絕冤假錯案的發(fā)生。同時，對二審民事上訴、再審申訴案法院的依法審案，剝離了“地域性”、“行政性”、“系統(tǒng)性”等干預司法的外在環(huán)境和條件，從訴訟程序上確保了司法公正。
通過設立、健全對一審、二審、再審民事案件審判活動的監(jiān)督機制，從而在司法程序上、制度建設上，確保了法官依法辦案的質量。從而，既讓民事案件當事人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訴訟管轄選擇權，也給了法官一個風清月朗的司法審判環(huán)境，同時張揚了《民法典》民權至上的法律原則，更體現了憲法中“人權保障”的應有之意。
當然，修改《民事訴訟法》訴訟程序管轄條款，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但可以極大推動司法改革中許多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目前，我們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系統(tǒng)的隊伍建設是好的，法官的專業(yè)素質和職業(yè)操守也越來越好，但還需進一步得到整體提升。
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程序管轄條款，在某種程度上，已無法再適應民事審判工作制度建設的需要。如果我們不能從司法審判的“程序法”上，著力改革、先行一步，從司法規(guī)范和制度建設上改革創(chuàng)新，“實體法”的實踐就會受到地域性、行政性、系統(tǒng)性等諸多不利因素的干擾，不利于法院獨立審判工作的開展。
把民事程序管轄“訴權”還給當事人
倡導司法程序正義是法律的初衷。通過司法審判活動的實踐證明，我們對民事訴訟程序管轄權提出修改，僅從地方司法保護和行政干預的層面分析，上述案例在民事訴訟審判活動中，出現的非法律情形不是特例;而從少數法官公法私用，部分代理案件的律師或當事人利用“臉熟”，成為司法腐敗的“掮客”也是存在的。而改變這種飽受社會“垢病”的司法審判不公狀況，實施這樣的司法改革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本案例中的司法審判活動沒能讓當地民生項目的“濫尾”樓重新建起來;更沒有惠及民生。對此，人們就有理由質問：這樣的司法審判行為初衷是什么，法律的社會意義何在?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司法改革“神秘化”，明知可為而不為，不能從程序上切斷法官判案的“地域性、系統(tǒng)性、行政性”司法腐敗“土壤”，那么，司法審判活動就很難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今天，我們把民事程序中的管轄“訴權”還給當事人自己選擇，就會極大提高司法公信力，從而真正實現憲法所賦予的人權保障。
這樣的司法改革在中國具有里程碑意義!
(文/權衡：新聞媒體人;曾任北京市經濟法學會外商投資法律專業(yè)委員會專家委員、秘書長等職。)
來源：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185274.html
編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