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7 8:19:12
馬少吟 文化學者，畢業(yè)于中山大學旅游學院。
徐紅罡 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副院長、旅游發(fā)展與規(guī)劃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文/馬少吟、徐紅罡
責編/王艷玲
全球化和后現代主義的發(fā)展、交通設施和信息通訊技術的改善，共同推動了個人流動性的增加。以度假、休閑、養(yǎng)老等為目的的旅游移民迅速發(fā)展。越來越多來自大城市的人受到旅游業(yè)的吸引，出于逃離日常生活、回歸自然等動機，永久性或季節(jié)性地遷移到旅游目的地。
大理古城是國內移民聚集的典型。1984年大理成為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后，大批外國背包客涌入大理古城。20世紀90年代，大理吸引了不少影視明星和藝術家紛紛到大理買房、創(chuàng)辦工作室，大理成為名副其實的“創(chuàng)意之城”。2000年后，中國的嬉皮士、雅皮士大量出現，也出現了大量逃離北上廣的白領。這些特殊的移民群體，為了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放棄了大城市光鮮亮麗的職業(yè)與身份，選擇在大理定居。這些移民的聚集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圈，塑造了大理古城“詩意地棲居”的旅游形象。
這類移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居住地的改變不僅能帶來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而且能獲得一種更好的或者更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鑒于此，Benson和O’reilly利用“生活方式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術語定義這一移民趨勢，即“相對富裕的個體因個體動機，永久或暫時地遷移到象征某種生活質量的地方”，并指出遷移通常意味著“逃離困境”“重新開始”，他們的遷移動機不是出于經濟困難、就業(yè)或者其他形式的經濟目的。
在大理古城，有不少被旅游者傳誦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外地移民，他們因為旅游而喜歡上這里，移居到這里生活、開店，創(chuàng)業(yè)只是為了維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他們經歷了從消費者到生產者、從需求者到供給者、從旅游者到當地居民的角色和身份轉換。這類人群在流動譜系中占據著關鍵的位置。研究這類人群，有助于認識現階段中國社會出現的復雜、多元的流動特點。
我們從2010年便開始關注這個群體，并前后兩次前往大理古城調研，每年都有相關的研究成果，并積累了大量的資料。
通過我們的訪談和調研發(fā)現，大理古城生活方式移民的基本特征為：以男性為主體，30~40歲的移民數量最多，主要來源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大多缺乏創(chuàng)業(yè)工作經驗，4年以下移民數量最多。
移民主要可以分為3類：一是來自大城市的白領或金領，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在大城市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資本，對于生活、工作有了不同的看法，移民是為了體驗新的生活方式。這類型移民又可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家庭和孩子的移民，一類是為了追求獨立、個性化程度的年輕移民，他們傾向于將自己的興趣愛好和與從事的經營活動相結合，例如攀巖、騎游等，但是對于未來發(fā)展的計劃性較弱。二是東北三省的移民，以閑暇時間寬裕的退休移民為主，大理四季如春的氣候是其主要遷移的動因。三是來自四川、貴州、云南等西南地區(qū)的移民，由于與云南地理位置鄰近，這類移民對大理比較熟悉，出于某種契機，決定轉變一種生活方式。
為了維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這些生活方式移民必須創(chuàng)造收入。先前的工作占用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因此，他們不愿意再從事打工的生活，更傾向于自己當老板。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動機是為了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時間。
他們往往將個人興趣愛好、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例如徒步、戶外活動、音樂、廣告設計等生產經營中，自己設計產品、裝修店鋪、自己經營，他們所從事的經營活動也是其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
外地移民的聚集也逐漸催生了新的服務需求。隨著傳統(tǒng)的客棧、咖啡館、酒吧、手工藝品店的市場逐漸飽和以及外來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加，移民的需求不斷擴展，經營內容也日益多樣化，西點、紅酒店、有機農場、寵物店、物物交換店、書店、新式教育機構等逐漸出現。盡管這些在城市里都不斷新鮮，但在大理古城，這些理念比較先進的經營業(yè)態(tài)的出現給古城帶來了新鮮的活力。
這些生活方式移民在大理古城逐漸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社會交往群體，很多移民認為，這種人跟人之間的交往已經形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為什么選擇長期待在大理？“不僅僅是因為這里有蒼山洱海，更重要的，是因為這里有這么多有意思的朋友?！?/p>
他們用“圈子”來形容他們的社會交往群體，這個小群體是自發(fā)形成的，沒有明顯的范圍和界限，也沒有具體的活動規(guī)章制度，“圈子”內部活動的頻率較高。
“圈子”具有同質性。但是，不同于傳統(tǒng)移民基于親緣、地緣、語言、宗教等同質性，生活方式移民強調的同質性更多體現在對生活的態(tài)度和對工作的觀念等方面。
“玩到一起去”是圈子形成的主要標準。“玩”突出了交往的非功利性?！叭ψ印钡慕煌⒉荒芙o移民帶來什么實質性的經濟利益，只是為了度過閑暇時光、獲得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獲得生活中的樂趣等。共同的興趣愛好、價值觀、鄰近的居住空間共同決定了“圈子”的形成。
大理古城的社區(qū)尺寸小，生活方式簡單，生活聯系較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非常緊密，抬頭不見低頭見，是一種典型的“熟人社會”的交往。當然，這里的熟人社會可能更多強調的是移民內部群體。
這種“圈子”又有別于費孝通鄉(xiāng)土社會中的“熟人社會”，熟人社會中人們的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社會交往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擴散開，逐漸形成一種基于親緣、地緣相關的社會關系，他們的交往往往受到較強的道德約束。在大理的“熟人社會”中，生活方式移民通過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價值觀維系彼此的感情，這與大城市的功利性交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交往“圈子”群體中，彼此間可能素不相識，見個面，聊個天，聊得來就成了朋友。把剛見過一面的陌生人視為朋友在大理古城是非常常見的，這種信任是一種自身情感的需要，并不受到“鄉(xiāng)土社會”的道德約束或者現代社會的法律約束。
大理古城的這些移民是被主流的價值觀篩選過的，這里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他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從20世紀80年代的外國背包客，到特立獨行的嬉皮士，從追求創(chuàng)作靈感的藝術家文人，到逃離北上廣的金領們，大理古城聚集了各種“奇奇怪怪”的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氛圍。正是這些移民群體的存在，吸引了眾多生活方式型企業(yè)主移民的聚集，正如他們中的一位提到的“之所以選擇大理，不只是這里氣候宜人風景美麗，更重要的是因為這里有一群跟我一樣的人，所謂同類。”
這一群“駐客”，為理解現代的流動社會帶來了重要啟示。首先，現代社會給予了人們追求生活方式的可能，以往的研究認為只有財富多的人才能追求生活方式，但是這群人揭示了追求生活方式是現代人的特點，他們通過平衡生活和生產來實現這個目標。第二，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集中于擁有共同興趣愛好和價值觀的移民“圈子”，“圈子”是他們的情感支撐，“圈子”內很少有實質性的生意合作，這也與傳統(tǒng)的族裔經濟不同；而創(chuàng)業(yè)則是其維持在地長期生活的必要手段。第三，移民社區(qū)一直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中，移民容易進入，也很容易離開，移民群體自身一直保持著一種“在路上”的狀態(tài)，在來源地和目的地之間往返，以后仍會不停地流動，這與根植于當地的傳統(tǒng)社區(qū)不同。第四，介于“主人”和“客人”之間的這群“駐客”也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旅游目的地的主客二元關系。第五，移民用當地的環(huán)境和設施建立起與當地社區(qū)共享卻又當對隔離的移民社區(qū)，創(chuàng)立的生活方式型小企業(yè)（機構）與當地人創(chuàng)辦的小企業(y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競爭關系，對目的地的社會融合產生著深刻影響。
編輯：楊文博